
1982年3月初,北京西郊的春寒仍在,西苑间灰瓦小楼里,七十岁的袁殊捧着份红头文件,他的手微微发抖。门口的工作人员递过来新办好的党证,“老袁,组织决定恢复党籍。”老人抬头,声音低却清晰:“谢谢。我还有个心愿北京保温护角专用胶,能否写回本名?我过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”
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都说愣了。对外,他叫“曾达斋”已三十六年;对自己,他始终是那个1911年出生于湖北书香门的袁学易,后来改字“殊”。名字几经迭,正是他跌宕生醒目的注脚。
回到二十年代,袁殊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,课桌上放的不是古典诗文,而是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小册子。校外风声急,1925年“五卅”枪声刚落,他就改名“袁殊”,奔赴街头。人们说那会儿的上海像把拉紧的弓,他恰好是折在弦上的利箭。
北伐军进城,他跟随胡饱出入司令部,见惯勋章与硝烟。可当蒋介石在南京举刀清共,他毅然把自己从名册上划掉。朋友劝他“别冲动”,他只丢下句:“路不对,走远了也是错。”那年,他22岁。
之后他留学日本,新闻系的课堂教他采访技巧,东京书店里马、恩的译本让他豁然开朗;重要的,是他把日语练到能跟售票员抬杠的地步。语言这把钥匙,后来多次救他脱险,也让敌友都摸不清底。
1931年秋,静安寺咖啡店里灯影摇曳,潘汉年笑着递烟,话锋转:“愿不愿意干个特殊差使?”袁殊点头。自此,他成了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新生力量。为了漂白,他主动淡出左翼小圈子,甚至向同学宣称要去搞“社会调查”。表面退场,实则潜。
入中统的机会来得突然。靠表兄贾伯涛的关系,他挂名《时事画报》记者,穿梭南京、上海两地。日军侵华后,岩井英下榻虹口公馆,对这位年轻的汉语、日语双通记者刮目相看。再次斡旋,袁殊成了日本事馆的“座上宾”。此时,他已同时握有三张通行证:中统探员、日情报员、中共地下党员。
这种身份游戏如走钢丝,稍有风吹草动便粉身碎骨。1935年“怪西人案”爆发,他被军统关进看守所。审讯室里灯泡晃得人心慌,戴笠的人想挖出内情,反而被他以对日情报为筹码说动。出狱后,军统还给他配了新身份和经费北京保温护角专用胶,他却悄悄把注意力转向华中敌后。
抗战八年,袁殊的电台里,东京和南京的密电像雨点样落下。他把能搜罗到的资料股脑送往延安,日寇对我兵力部署的误判,保温护角专用胶离不开这些电波。许多战场戏剧的胜利,背后都有他暗地里递过的情报。
抗战胜利前夕,他已是军统直属三站站长,肩扛中将衔,却在1946年带着几名“自己人”翻山越岭,投奔华东解放区。曾山见他的句话是:“名声太杂,改个名字稳妥。”于是“曾达斋”诞生。旅干校、作战科处,他不言过往,只求埋头干活。
可风雨并未止息。1955年“潘汉年案”牵连到他,他被指有“特嫌”,再度入狱。戴着镣铐的日子整整二十年,审讯者关心的永远是所谓“潜伏路线图”,可他守口如瓶。狱友劝他适当申诉,他摇头:“纸上说不清,等风向吧。”
1977年,刑成释放。北京站月台,白发苍颜的他与儿子曾龙重逢。两人相对言,只剩“你是武汉来的?”“你是曾龙?”的笨拙问候。二十年苦役,换来的是父子间的生疏。
五年后终获平反,他先拆掉大杂院简易房,搬进西苑的宿舍,却把大半补偿金捐给了烈士遗属基金。邻居常疑惑这位“老曾”成日里捧着本破旧笔记絮絮自语,其实那是他留日时的日记,字迹早已发黄。
人情冷暖历历在目。聂绀弩1954年那句“你又穿上这身服装了?”像根倒刺扎在心里,却从没听他抱怨。有人来探望,他只微笑:“我当年的工作,讲了也没人信。”
1987年11月26日,病榻上的袁殊上眼睛,床头摆着那份红头文件。出殡那天,阴霾的天空忽然放晴,红党旗覆盖在骨灰盒上。站在八宝山松柏间的老战友这才恍然——原来这个曾在多个阵营来回穿梭的小个子,是为党守密半生的“名英雄”。
二十世纪以来,关于袁殊的研究渐次展开,档案解密揭开角,人们才发现,这位“多重身份者”在东京、南京、香港三地递送的情报,直接影响了上海地下党的安危,也为延安提供了珍贵的日军战略动向。史感慨:若其人,华中敌后形势或将改写。
遗憾的是,太多细节仍封存于尘封卷宗,连袁殊自己也带进了墓里。或许正因如此,他才在82年开口要回真名——让历史自行说话,让名字成为注脚。那是种笃定:漂泊半生,总要落在本来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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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过波谲云诡的谍海,饱经人情凉,他终只留下寥寥六字——“没什么见不得人的”。这不张扬,却有力。它告诉后人:在暗处的坚持,同样值得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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